关于召开雅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荀子法先王，是以对传统历史的眷恋为其心理特征的，在这点上，荀子与孔孟并没有太大差别。

分说之，则以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这说明荀子仍然未与法家完全合流。秦汉以降，治道一词则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

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荀子·富国》)治国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47]确实，必须看到，荀子提倡的人治也存在严重的弊端。相近的说法见于《论语·里仁》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尚书·大禹谟》也揭示了王道的精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颛顼。(《荀子·王霸》)荀子的做法与孔孟显然有异，故学界多有批评，吕思勉说：荀子专明礼，而精神颇近法家。国学以经、史、子、集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构架应该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61]《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这就急需我们学者在学统的基础上完成重建道统的历史任务，以为我们的国家确定重心，为我们的民族确立方向。与新儒家不同的是，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缺乏构建独立的道统-政统体系的能力。[50]郭沂：《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

[34] 今天的学科体系是按照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系统划分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全盘西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体系中的反映，对中国古代有机整体的学术思想分类体系进行了全面肢解，根本没有考虑到经过两千多年形成的四部之学有一系列内在依据的根本合理性，实际上从学术根本上解构了中国文化，其影响是深远的，后果是严重的。现存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论语》（附《论语》类文献）、《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

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则是‘做的逻辑。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宋明时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清初孙奇峰《理学宗传》、汤斌的《洛学编》等学术史著作，更体现出强烈的学统观念。

[①]由国学、国粹后来又发展出国故一词。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狭义的国学则专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精神文明、意识形态）方面，诸如历史、哲学、伦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法律等，具体指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及其思想观念体系。[14] 刘勇教授指出：从目前来看，‘新国学'的讨论的确是致力于清理中国‘内部'的学术结构问题，还未转过身来对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而且需要对经学经常进行哲学的思考，以寻求新的典范。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学儒家经典的。

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⑥]欧东衢等：《关于大国学思想的理论与现实解读》，2009年08月12日 17:16:23 来源：新华网。

[55] 饶宗颐说：‘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现在所说的国学一般有狭义、广义、泛义之分。[③]这应该是对国学的泛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界定。我们可以从孔子重建道统，开创学统的历史贡献中得到启示。

再加上经学在历史上居于支配地位时间太长，起了思想专制的负面作用，近代以来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反感，在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独领风骚，多元思潮纷纭迭起的时代，大家几乎不约而同有一种共识，即认为经学思想僵化、经验教条，如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经学研究就是代表。方朝晖教授通过仔细研究儒家学术分类方法，并与西方学科范畴进行比较发现，儒家学说的分类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逻辑之上，摧毁或放弃儒学固有的分类体系，就是对儒家学说内在精神的人为阉割。

马宗霍说：古之六艺，自孔子修订，已成为孔门之六艺矣。[18] 他还提出了新经学研究至少应该包含的几个方面，如对经学文献的整理、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对旧经学观的否定、对经学文献价值的辨析、经学研究引入现代科学手段等。

经，《广雅·释诂》：经，常也。[19] 何正波撰文[20]中指出所谓新经学是相对传统经学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其研究角度是回避经问题本身而迂回从侧面出发，其研究心态是抱着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其研究目的就是要打倒经，其研究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瓦解中国文明的意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自信度，而至于其所要构建的价值取向则正被当下学界所反省。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段历史，解释这段历史。能够称得起起国学新主体吗？它与经学、史学、文学是什么关系呢？建议多听听经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和自然科学史界朋友的意见。

也就是说，在周代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贵族子弟学校。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如此整个四部学术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显辉煌。

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晚清时期引入的各种西学门类，在政法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医科和商科中确定下来。他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

根、干、枝构成国学大树的整体，较全面表明了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结构与体系。不仅仅是构建新国学的学术体系需要在四部之学的基础上，清代中叶以后流行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分科也其现实意义。

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儒家经学有密切的关系。[32]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性的变革是相互呼应的，但是对于这一转变的利弊得失，功过是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进行反思。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56] 所谓经是常道，一方面是说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普遍的核心价值，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盖惟其为常道而已，惟其为不可变易之道而已，此就经之大体言之也。(二)新经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新经学（现代新儒学）思想，其具体内涵：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指经、史、子、集），三曰六艺统西学。

[58]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③]钱穆：《国学新世代》，《文讯》2005年，第241期，第11页。

于是，国学又有了国故的称谓。士人之研究西学者日益众，翻译西书者亦日益多，而哲学、伦理、政治诸说，皆异于旧有之学术。